以尼采音乐精神与孔子音乐精神对比分析中西悲_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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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尼采音乐精神与孔子音乐精神对比分析中西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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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艺术是从原始的文化中遗留下来的，而非现代文明的直接产物，在我们当代的音乐文化中也总会有着原始文化遗留的痕迹，因此探讨音乐精神的本质是不能脱离对于原始文化中音乐本质内涵的考究。原始社会是基于一个“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的社会，“对受互渗律支配的原逻辑思维来说个体与种的实质之间是没有明确区别的”①。他们为“集体表象”所支配，而“他们的行为是受一定的神秘关系的总和支配的，这些神秘关系决定于社会集体的集体表象”②。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属于集体的一个环节，是被集体所支配，而不为个人所支配。巫术在原始社会中几乎是处于绝对的威严地位，吟唱、歌谣、舞蹈是巫术活动中让他们“通灵”的途径，因此音乐在部落集体性活动的巫术活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音乐不仅是他们与神灵沟通的重要途径，音乐也让各成员在这种以歌舞为媒介的集体性活动中使得精神情感的联结更为密切，音乐的这种维系集体各成员的情感的作用在我们当代的生活中也可以得到体现，如国歌、行军进行曲、民谣等。

一、以“和”为中心的孔子音乐精神

中国是属于大河文明，大河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本形态，对自然环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在古代中国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人们靠着自然的恩惠获得收成，认为自己的获得是属于神灵的赐予，而在原始思维中人们认为所得猎物并不是缘于猎人的能力，是有神秘的力量将猎物交到猎人手里。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中国文化中本就有着较多的原始思维的遗留。中国的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致使了中华文明的属性偏向于保守，中国的文化发展曲线趋于平滑而无较大波动。原始农业的出现使中国的人们逐渐定居，聚落成一个个村社，由此产生的宗法制，讲究伦理和血缘。在这种文化下，个人意识淡薄，往往更注重于自己是属于部落、或者宗族，这与原始社会中“个体与种的实质是没有明确区别”也极为近似。保守的文明属性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较多地保留着原始社会中重集体性、淡化个人的思维方式。

孔子的“乐教”思想对中国的文化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对“乐教”的界定，所谓“广博易良，乐教也”。所谓“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所谓“奢”即“过分”，不过分、不过多就是对“乐教”之精髓的深入把握。唐孔颖达对其进一步阐释道：“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易简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在这里，孔氏以“和通”释“广博”，说明“乐教”调和天人、政治、社会、家庭的无所不在的巨大社会作用③。从此中可以充分看到乐的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和”，在《荀子·乐论》中也提到“乐和同，礼别易”。无论是在政治教化，还是社会关系的“和敬”“和天”等使人向仁的道德教化方面等都指意于“和”，与天“和”；与“人”和。而“和”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对于集体和谐的一种保护、对于个人的集体性认知的深植。在这种文化发展下，中国古代几乎是一直重视集体而轻视个体，而这种对于集体性的依存与保护的重视的态度显然是从原始文化中滞留下来的，中华文化中对于个体的认识与重视是不够的，致使中国传统文化要义与维系集体的情感道德被紧密的捆绑在一起，而与主客二分的理性思辨渐行渐远。

二、尼采的音乐精神的核心——“悲剧”与强力意志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文明属于海洋型文明，是需要不断地和外界接触，进行海外殖民。因此西方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是需要不断的接受挑战的，这种环境培养了他们的原创性和进取精神。古希腊的文化是多元性的，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具有较少的束缚，这种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就是大限度地容忍个体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极大促发了人们的理性思辨能力。这种文明并不是说不注重集体而是说他们以个体的发展作为集体的动力，注重了个人的创造与影响。他们对于宇宙人生始终持有怀疑的态度，甚至于怀疑他们所敬畏的“神灵”，他们将神设置为“半人半神”的形态，就表明了他们对于世界的不停的怀疑与追问。在这种文明下的社会是重视个人的，甚至于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对比而言中国的文明考量下个人的成就与影响是归于宗族集体的，个人的发展与成就的目的在于“光宗耀祖”，其思想与行为在很大方面上自然受宗族集体的制约，即强调道德的约束。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在音乐精神上自然也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