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 ——来_中国集体经济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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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村落共同体：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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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问题

近年，我们正在迎来“再造乡村集体经济”的时代浪潮。2012年以来，连续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强调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①。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部署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保护农民集体资产权益，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相关工作。在对中国未来几十年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继而，在党的十九大以后第一个“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1月12日颁布）中，更是5处提到集体经济，所涉主题涵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民自治、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方面。此外，对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工作的重视，还体现在各主要涉农工作部门纷纷将集体经济作为农业农村改革的重要议题②。实践层面，我们看到各地围绕着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纷纷密集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文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有力推进。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密集部署和推进的“再造乡村集体经济”浪潮？“再造乡村集体经济”的具体路径是怎样的，特别是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没有快速城镇化的牵引，没有工业经济的拉动，集体经济从哪里来？如何让农村集体经济积累，服务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我们认为，新时期“再造乡村集体经济”的时代潮流，需要置于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变迁的历史长时段视域下考察，根本意义在于为解决伴随着市场化、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村落共同体”衰败问题提供方案。新千年以降，新一轮的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为“再造乡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撑，各地可以据此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的实现路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将为找回“村落共同体”提供社区公共财力基础，如果对乡村集体经济收入善加管理和利用，将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

二、“村落共同体”运转的公共财力之基

“村落共同体”的衰败，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研究中最具普遍性的理论意象之一，是关于流动性背景下中国村庄研究的一个核心诊断③。研究者提出，在城乡构造剧烈变迁过程中，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生计结构、阶层分化、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村落“空心化”④、“原子化”⑤对传统乡土秩序与团结产生着严峻的挑战，村落共同体意识渐趋衰微。诚然，如果我们坚持对“村落共同体”持某种浪漫主义的怀旧情绪，仅仅将“村落共同体”视作建立于传统农业生产生活组织方式基础上的共同情感、归属意识，以及社会秩序与文化观念，那么在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快速崛起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确实无可避免地衰落了。但当我们把“村落共同体”视为共同意识、公共精神、互惠与协作，以及共享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维护，并激活社会联结，塑造社区团结与秩序，那么对于“共同体”衰落的命题，就需要重新审视和对待，继而找回“村落共同体”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和必要性。

基于上述认识，知识界从不同角度讨论如何复兴“村落共同体”。或有论者指出，“村落共同体”在现代社会能否继续存续并发挥社会团结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社区共同体联结社会的可能性⑥，具体来说在现代社会，守卫“村落共同体”意味着走出“文化聚落共同体”的单一想象，激活“村落共同体”的当代职能——如经济协作、共同意识维护、社会互助等。特别是，村落共同体要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不仅需要谋求社区内发展，更需要恰当地突破地理边界，通过谋求社区外联系以及社区外力量对社区介入而发展社区⑦。

揆诸历史，“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社区中内生的互惠秩序，即莫斯所言的体现为礼物赠予—接收—反馈三个紧密关联的行为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联结与社会团结⑧。特别是在流动性的背景下，互惠机制的存在与运作是村落共同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基础⑨。其二则是以社区公共财力为依托，围绕着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与管理、社区合作以及社区公共意识培育和公共行为引导为核心的社区互动及其形成的秩序。这里，所谓乡村“社区公共财力”，指的是归属于村落成员共同所有的经济资源和资本，“社区公共财力”不仅是社区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物质基础，也对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和乡村治理风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集体主义价值认同同步形成并强化，有效推动了村庄集体经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⑩。